在香港，不论是年幼的小朋友，还是年逾百岁的婆婆，他们默默地牺牲自己的节假日，为老人、病患、智障人士进行护理、辅导、医护等，每年为香港社会提供超过1500万小时的无偿服务，为有需要的社群带来希望和温暖。

　　有人计算过，香港市民当义工每年为香港所做出的经济贡献高达40多亿港元。更重要的是，他们传播的人间温暖，其价值是无法衡量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与，因为我们愿意付出；付出，因为我们在此成长！”香港人并不因为生活忙碌而变得薄情，全城参与热心助人的义工行动，已成为香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逾百万市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女中学生上街“卖旗”筹款

　　周六的香港，热浪逼人，但在人流密集的湾仔地铁站，记者却见到几名女中学生在向来往的路人“卖旗”：当路人将钱币放到他们手中的黄色袋子时，她们就会将一枚小小的黄色标签贴在这位热心人胸前。

　　为慈善机构“卖旗”筹款，是港人最常见的义工活动。如今，周三、周六卖旗已成为香港市井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卖旗人多是筹款慈善机构招募的义工，多由青少年学生担当。所谓的“旗”，是筹款团体印制像邮票大小的黏贴图案，它既表示感谢捐款人，也是已捐款标志。一旦胸前贴上这个旗，下一位卖旗者便不会请求已捐款者再捐款。香港市民普遍都有“买旗”做善事的习惯，虽然投入“旗袋”的多是硬币，但积少成多，卖旗筹款成为香港慈善团体每年收入的来源之一。

　　一位叫吴诗韵的女生在记者向她的募捐袋放入一个硬币后，把“旗子”贴到了记者胸前。她笑着对记者说，她是在校中四学生，学校刚好放假，又碰巧赶上伤残青年协会卖旗日，就报名参加了。

　　吴诗韵告诉记者，她读小学时就开始同母亲一起去做义工。这么多年来，到医院探访过病人，到安老院给老人修剪过指甲，到特殊学校为小朋友们演出，到街头及小区参加过筹款活动，还到孤寡老人家去做过家访，“我好喜欢帮人，见到对方开心，我就开心。记得读中一的那年，我参加过一个单亲家庭工作坊，虽然我只是负责带小朋友玩游戏，但事后有一个小朋友同我讲，自从爸爸、妈妈离婚之后，他都没试过玩得这么开心。那一刻，我真的好感动，这就是我做义工的动力。”

　　身为家中独女的吴诗韵还告诉记者，虽然父母都很支持她当义工，但又担心会影响学业，特别是明年就要读中五了，怕她会考成绩不好。不过，父母都很通情达理，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节假日出来当义工。

　　“一次又一次的义工服务，也是我人生路途上一个又一个的宝贵经验。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成长了许多，也许，这就是‘助人自助’的道理吧！”吴诗韵说。

　　据了解，香港自从1968年成立志愿者服务咨询委员会及下属的志愿者服务部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义工运动已得到来自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响应，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市民多达100万人之众(至去年底，单单在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登记的就超过60万人)，占香港总人口的15%，他们多数属于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部分是独立行动)，其中不乏大财团及社会名流，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很早以前就和丈夫成立了一个义工团，经常织些衣服、围巾等物品送给老人院。

　　1600多个义工机构常年公开招聘义工

　　当义工须先培训学技艺

　　当义工还要培训？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曾当任近十年香港某教育中心负责人的Clor小姐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件事：

　　数年前，她参加义工培训时，工作员让他们参加了一个名为“鸡蛋父母”的计划，工作员分派已划上记号的鸡蛋给每一位参加者，并告诉他们计划规则：鸡蛋应置于温度适当的环境，即是不可以将鸡蛋放在冰箱或柜内；应给予鸡蛋充分阳光、空气及安全的环境；应替鸡蛋每天清洗及保持清洁；应每天花些时间去照顾鸡蛋；应每天和鸡蛋讲话15分钟以上，并携带外出散步及保持鸡蛋舒适；当“父母”在睡眠时，应将鸡蛋摆放在视线范围内；假如当“父母”觉得压力太大时，可聘请“褓父／母”代照顾鸡蛋；假如有意外发生令鸡蛋受损或跌破，“父母”需要反省静思两天。

　　Clor小姐告诉记者，这是所有应聘义工人士要进行的其中一项游戏计划，目的是使义工体验到助人之历程。假如应聘者无法坚持到最后，很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在香港，当义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只凭爱心和热情就可以做义工的想法很幼稚，做义工一定要参加培训，要学习很多技巧。

　　在香港，除了义务工作发展局外，还有各类社会团体400多家，涉及到几十个行业，而参与义工运动的机构就多达1600家。

　　为了让义务工作得以持续发展，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些机构常年向社会公开招聘义工，义务工作发展局每年也会推出多方面的训练课题。普通市民要当义工，需要义工推广机构给予他们合适的指导和培训；青年义工尤其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才可能将“个人化的义务工作”转化为“社会化的义务工作”。如青少年要进行领袖精神训练、勇气训练，学习不同的心理知识；为特殊人群服务需要掌握不同技能，如为聋哑人士服务需要学习手语等。有些培训可以到政府部门去报名参加，有些由所在社区的社工来组织。

　　“听说在香港当义工还要缴费？”

　　对于记者这一疑问，社会福利署推广义工服务督导委员会社团义务工作推广小组召集人邓杨咏曼太平绅士告诉记者，为规范队伍，提高义工服务技能和质量，在香港，义工报名和需义工服务的需求单位都有一定的收费要求，每个义工报名2年收取50港元的会员费，每个需求单位需2年交纳200港元的会费成为会员，才能获得义工服务，不包括义工、需求单位培训另交的培训费，对报名的义工，义工发展局需为每个义工提供一至二次或者更多的机会让义工参加服务。

　　邓杨咏曼女士说，香港义工服务的资金来源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讲，主要包括三方面：政府拨款、社会和个人捐款和自办实体创收。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和社会援助，每年政府通过社会福利署拨给义工局的工作经费达1000多万港元，但大量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各界的捐款。 

   

　　义工服务包括关怀老人、病患、智障人士、戒毒者等

　　百岁阿婆荣膺杰出年长义工

　　为什么要参加义工？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

　　香港杰出青年义工司徒伟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受助者那感激的眼神及灿烂的笑容、清理郊野公园后听见的鸟语虫鸣，每次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实在和素质。就是这种自我价值的肯定，促使我对义务工作锲而不舍，牺牲一些私人时间也值得。”

　　司徒伟芯是一位中学老师，在一所中学任教家政科。司徒伟芯告诉记者，她性格开朗，喜欢与人倾谈。她的义工经验从中一参加女童军活动开始，中学毕业后入读教育学院，参加红十字会领袖训练计划，已累积十多年义工服务经验。她现还是校内的女童军领袖，也是训练员之一，每个周末下午，她都会回到教院培训参加红十字会领袖训练计划的准教师，同时也参与童军活动，服务社群。

　　正如身兼义工总领袖的行政长官夫人曾鲍笑薇在2006年香港义工嘉许典礼上所说：“担当义工，知道自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即使只是起着一点点的作用，内心的喜悦和满足却是恒久而深刻的。”

　　据了解，为配合社会的不同需要，香港的义务工作服务包罗万象，包括关怀老人、病患、智障人士、戒毒者等，服务项目包括提供护送、护理、辅导、探访、交谈、娱乐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等。

　　比如有“向囚犯献关怀”的探访义工或笔友义工；“为有自杀倾向的人士提供情绪舒缓服务”的义工；“与艾滋病人交朋友”的义工；“与安老院长者做倾谈游戏”的义工；“协助扶贫工作”的义工；“协助丧亲者渡过难关”的义工；“为非牟利组织免费制作网页”的义工。此外，还有禁毒义工、绿化义工、性教育义工、文化艺术义工……

　　尤为令人钦佩的是，在这些义工中，居然还有年逾百岁的高龄老太婆。

　　2004年，香港赛马会举行了一个颁奖典礼，获奖的50名杰出年长义工，包括前特首董建华的夫人董赵洪娉女士。在颁奖典礼上，董夫人带领全场年长义工宣誓，2500名长者承诺在他们“余晖”之年，仍然会继续参与义务工作，发扬互助精神，致力于服务小区。

　　在50位受表彰的长者义工当中，年纪最大的是101岁高龄的梅彩风老婆婆。当她手持拐杖、精神矍铄地出现在马场时，立刻吸引了众多媒体记者的目光。梅婆婆膝下有2个子女、11个孙子和13个曾孙，但她看起来比很多长者都要年轻。她耳聪目明，无病无痛。她一直在工厂做杂工，直到91岁时仍手脚灵活，只是老板看她年纪太大，不敢再续聘她时，她才退休。退休后，闲不住的梅婆婆在“老人中心”当义工，一做就是十年，负责折叠节目表和制作供长者日常使用的棉花球。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喜欢做义工时，她只是淡淡地说：“只要做事就会开心。”梅婆婆还说，她年轻时从来没想过会如此长寿，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她时常照顾别人，所以获得上天的额外恩赐。

　　而在2005年全港首届“十大长青义工选举”中，共有99名长者获得提名，其中年逾70岁的就有60人之多。96岁的植隐开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长者义工得奖者。植婆婆引以为自傲的是，她还有一个“义工家庭”，因为她的6个女儿都分别在不同社区担任义工。

　　现在，香港的教育已趋普及，香港市民的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有专业教育和专门技能的市民日渐增加，一些需要专门技能的服务也开始受到欢迎。专门负责发展志愿工作的独立性机构——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也以专门技能为号召，组织有专门技能的义工团队，通过家居安全、医疗、音乐、导游及理发等不同的技能，为有需要的人士服务。义务工作发展局还在2003年成立了一所“义工培训及拓展中心”，专门为义工及社会服务机构提供适切的培训计划，推动香港义务工作的专业发展。 

   记者手记

　　爱心改变世界

　　有一位名人说过，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并不取决于有多少高楼大厦，而要看她有多少义工。在香港采访义工期间，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香港是一部深奥的书”，你越读下去越有味道。据记者观察，香港一直有两股力量在推动她前行，一种是经济的法则，成熟健全的商业规则，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经济社会，创造了经济奇迹。商业社会以赢利为最高原则，投入讲求回报，竞争优胜劣汰；另一股力量是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富人的慷慨解囊。这两股力量表面看起来是那么格格不入，但又那么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的香港社会，因此便有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

　　香港人并没有因为生活忙碌和经济竞争的残酷而变得无情，热心助人的善举仍然处处可见：在闹市，有他们孜孜不倦“卖旗”的身影；在医院、在安老院，有他们安抚患者与老人欢快的笑声；在戒毒所，有他们规劝瘾君子戒毒的警醒教诲；甚至在内地贫困山区及世界上有需要的地方，都曾留下香港义工的足迹。

　　记者曾采访来自香港自称“山狗”的退休小学校长卢光辉，他十几年如一日，不辞劳苦，不计回报，足迹踏遍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在内地重建了超过300间学校，帮助数以万计贫困孩子回学校读书，还把自己的50万港元退休金捐予重建危校。

　　记者问他为何如此钟情贫困山区，他说：“我的心可能已经留在山区了。”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深圳的义工组织和义工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深港两地的义工也经常交流与合作。但与香港相比，深圳义工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宣传也不是十分足够，使一些人对志愿者服务社会、奉献爱心的真正动机理解不深，对志愿者活动的自愿性、公益性、无偿性认识不够；有些人往往片面强调志愿行为是“慈悲为怀，乐善好施”，而不能理解向社会奉献爱心，是助人也是助己。在义工看来，帮助别人不是简单的施与受的关系，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的奉献，在使别人得到快乐的同时，自己何尝不快乐？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本报记者刘秋伟)

　　义工感言

　　助人解困最快乐

　　香港大学学生陈伟乐：

　　快乐、幸福不是必然，懂得珍惜才能拥有。通过参加及推广义工服务，我希望让更多人学会珍惜现在，鼓励他人。我做义工追求的就是看到别人的笑容，也希望为社会出一点力。我明白单靠自己不能令很多人受惠，所以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再集合其他有志服务的人，用爱心、真心感染其他人去服务他人。香港游乐场协会程式员郑佳昌：

　　自8岁第一次当义工以来，一转眼已经17年了。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何可以如此长时间坚持做义工？我说，这是因为义务工作所带给我的满足感及快乐，绝非其他方面可以得到的。以前曾做过不同类型的义工工作，包括帮助儿童、青少年、老人、伤残人士等，每类服务对象或活动类型都是一种挑战，每一位受助人的笑容和欢乐都是一份满足。义工，就是如此引人入胜的一项挑战。香港树仁学院学生罗凯薇：

　　不知不觉，在赛马会沙田综合服务处做了9年义工，还记得当年做义工只是希望做别人眼中的乖乖。光阴一年一年的闪逝，经验也年年月月地累积，作义工的理由亦随着心智的成长而不断改变。相信令我一直坚持做义工的，是我的一份助人的心，服务对象的那个千言万语也无法形容的开心表情、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那份成功感等，做义工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梁进曦：

　　帮助别人的原因很简单——我有能力去服务别人，所以要服务别人。做服务并不是只有付出，当中可以学到的是书本找不到的体验。做义工服务为不少有需要的人生命增添色彩，但同时也为我们的生命增添永恒的色彩。香港理工大学学生麦芷茵：

　　从事义工服务9年，于我而言，参与义务工作是一个实践“感谢”的最好方法，用自己的能力去为我们的社会多做一点点，与人分享多一点点。义务工作就是要有这种爱的精神，无论服务对象是什么背景，我们都应本着一份“放低自己，拥抱他人”的态度。“珍惜”并不是把已有的东西收拾起来，而是善用已有的让更多人受惠。(刘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