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离母亲节还有一周。那天中午，接到任务：受一个自媒体机构邀请，周天下午带元丁和巴青去录制母亲节视频。

对方发来一些关于母亲的简单问题，要求拍摄的孩子们事先准备一下，例如：从前是如何过母亲节的，多久没和妈妈见面了之类。问答结束后的环节是现场跟母亲通电话，告诉妈妈“我爱你”，希望能提前告诉妈妈在那个时间段注意接听电话。

我把这些要求转达给元丁和巴青，让他们当天晚上先把问题的答案书写在本子上，周六晚上我去学校时帮他们把语言理顺。和元丁通电话时，他表现得非常从容，一个劲儿地说：“好的，老师！知道了，老师！”。但是，跟巴青通电话时，感觉小姑娘有些紧张，好几次都说：“老师，我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问题。”。电话挂断后的一会儿，她就发来微信说自己从来没有过母亲节，要怎么回答问题？我说，如实回答就好，没过母亲节就说你们藏区没有这个节日，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老实说不知道。孩子显得有点惊恐，问，这样真的可以吗？我心想，他们大概以为这是一场考试，非要有个确切的答案不可。

周六的晚上，我准点到达班级，元丁和巴青早早地就拿着他们写好答案的本子在教室候着。我看了看他们有些空白的本子页面，问：“你们的答案就这么点儿？”巴青有些不好意思，说：“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在你心里妈妈是怎样的人？或许这些答案让我们来回答，答案应该类似“特别凶”“特别热心”之类的。可是，在他们的稿子上，我看见“妈妈是个特别慈爱、亲切的人”、“妈妈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就是这样会让人觉得特别书面、特别像小学生写作文的用词，就连后来拍摄的工作人员都疑惑，这个稿子是不是我们帮他们撰写的。后来想想，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区别。

在帮他们组织语言时，我一再确定这些是不是他们真实的答案，我说，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不需要死记硬背，只需要回答个大概就行，像平时聊天一样。孩子们嘴上虽然都“嗯嗯”地回答，真到开始模拟问答环节，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回忆自己都写了哪些台词，试图一字不漏地背出来。那一刻，看得我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

那天晚上，帮他们对好台词，交代好第二天下午一点半到学校接他们去拍摄地，请他们明天带好藏服，之后，忐忑地回家了。

周天下午，开车把他们带到拍摄方在东大路的工作室。我们到的时候，前头还有一人在录制。孩子们换好藏服后，就开始看摄影棚里的人录制。我问元丁，紧张吗？元丁摇摇头。只是，一旁的巴青有些紧张，不停地问我：“老师，一会儿万一我答不上来怎么办？老师，他们不会临时又加了其他的问题吧？”被她这么一问，我也有些害怕。于是，默默地问了那个拍摄中负责提问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不会多问问题吧？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破天荒的答案，会，但是都不难。对于我们来说或许不难，对于孩子们就不一定了，比如“妈妈最喜欢说的口头禅是什么”，我敢打赌孩子们不会知道“口头禅”是什么意思。我把这样的担心告诉给工作人员，他们居然决定让我来负责给孩子们发问，美名其曰，这样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他们看见你应该不会紧张。

第一个录制的是元丁，我说，不用紧张，就像我们平时聊天一样，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说，问题都不会很难，我会说得简单一些让你听懂。问答中，元丁把昨晚准备的问题都回答得一字不漏，补充的问题也随机发挥得不错，一直到和妈妈通话结束，基本就是属于“一条过”的节奏。录制的工作人员都说非常好，非常自然。

接下来就是巴青，当进行到打电话环节时，导演突然喊停。他说：“我觉得这姑娘有些紧张，一直在扯衣服，而且回答的有些少，你能不能尽量让她多说一些话？”那个时候，我心里是真的苦，巴青在平时也不是那种特别会聊天的人，让她多说几句，除非我帮她编段台词，她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拍摄暂时暂停了，我和元丁在一旁帮巴青想办法，我们试图让元丁代替我用藏语和巴青聊天，让她产生亲切感，可以多说几句。结果以失败告终，工作人员说，巴青看着元丁回答问题，紧张不说，连笑容都没了。在第三遍的开拍后，巴青依旧话少如初，导演组基本就放弃了。

从工作室出来，巴青问我，她今天是不是表现得不够好？我说：“不会不好，你们都很好！今天有没有感觉自己特别像大明星？”巴青摇摇头，说：“没有感觉，而且我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我说：“你们今天就参加了不是，你们要知道，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们就有。”

后来，元丁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需要这样的人生观。他说，无论“今天”做的是好是坏，都过去了，这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今天”。